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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坐天下：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》转载请注明来源：墨墨文学mmwx.cc

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“西学”这种新酒，但是瓶子还是旧瓶。他们推行的是新法，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“旧式”的。

传统的教育方式，使他们形成了一元、单向、线性的思维方式。在他们心目中，世界是由先天的“道”决定的，这个“道”放诸四海而皆准，俟诸百世而不惑。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，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“道”，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。

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，他们头脑中的“道”当然就是“孔孟之道”。而甲午战争之后，“西法”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“道”。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，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，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。既然有了新“道”，那么他们所要做的，就是用这个“道”去处理一切事物，那么就会“万事无不理，天下无不定”。

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“世俗理性”，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。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，则万惑可消，万难可解。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，什么叫迂回，什么叫复杂。在他们眼里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，小葱拌豆腐似的，一清二白。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。他们天真地相信，可以把所有陈旧的、落后的、过时的、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，可以在一张白纸上，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在行动时，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、突破一点、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，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，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“一揽子”改造社会。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“大变”、“快变”、“全变”。

十八

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。几千年来，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：王朝初兴，开国皇帝极端振，废寝忘食，天下大治；不过数十年，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，一切陷入因循废弛；不久天下大乱，从头再来。

在一元化的“道”文化观控制下，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，总是在两极间震荡。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“一揽子”的解决方式，希望能够“毕其功于一役”。“戊戌变法”的失败，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“道”的失败。因此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“中国传统”和“中国气派”，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，关门大吉，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。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，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，造就了全盘西化的“亚洲历史上第一个”民主国家，造就了华而不实、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。近代以来，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、经不住挫折的弱点。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，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，是一不小心，如果我们一努力，就仍然会天下第一、天朝上国。

就像光绪一样，中华民族为一个群体，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、忽左忽右，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。一种尝试失败，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，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，缺乏稳健、开阔、理性的内核，缺乏一份耐心、平和、踏实。

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，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，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，才能艰难转身。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，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：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，符合第一定律；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，符合第二定律；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，符合第三定律。

历史充满宿命。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，我们发现，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，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。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，现实、灵活、理智，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，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，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，更顺畅地、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，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“多灾多难”的狭长峡谷。可惜，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、极端、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。“愤怒青年”主导的“鲁莽灭裂”的“戊戌变法”的失败，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：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，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，只有彻底决裂，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。由此，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。从那之后，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“愤怒青年”主导的悲剧，其中充满了绝望、亢奋的情绪，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，希望借此达到“凤凰涅槃”式的重生。

直到多年之后，蓦然回首，我们才发现——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、声嘶力竭、自我折磨，不过是“鬼打墙”般的原地打转而已。

十九

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，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、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。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，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。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，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，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。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，也说：“孔子之圣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”

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，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、更单纯，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，个人算计更少。然而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，而鼓励那些自私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。

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，实际上却是雷声大，雨点小。正如时人所评：“所谓新者，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。”

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，对其中“十居七八”进行驳议。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，一副老成持重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，比如说什么“为政之道，不在多言”，什么“轻改旧章，亦易以滋纷扰”。

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。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，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，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。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，皇帝深感愤懑。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。果然像康有为所说，大臣们尽皆守旧，非用霹雳手段，不足以撼此冰层。

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，他开始像孩子一样，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。他因为一件小事，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。九天后，他又决定开懋勤殿，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，再设一个“政治局”，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。

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。

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。改革进行不久，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。不过，她不急于出面反对。通过甲午战争与“戊戌变法”这两件大事，她已经对皇帝彻底失去了信心。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，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。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，说“皇上任性乱为”，太后却仍然默不声。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，据老吏《奴才小史》记，荣禄说：“姑俟其乱闹数月，使天下共愤，罪恶贯盈，不亦可乎？”

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，真正地激怒了太后。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，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。不管如何变法，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，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。在太后看来，皇帝此举，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。而皇帝要开懋勤殿，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。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，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。为一个政治动物，太后可以放弃亲情，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但绝不能放弃权力。她深知，在权力的顶峰上，一旦失手，必然就是粉身碎骨。

二十

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，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，废掉光绪帝。

这种说法，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。事实上，在慈禧太后看来，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，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，就可以把他拿下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八月初六，太后从颐和园还宫，只是把光绪叫过来，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，就完成了“政变”过程。因为，那时的皇帝，已经是“天怒人怨”，在政治力量对比上，完全处于孤立地位。太后对大臣们说：“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，不过时事多艰，不宜轻举妄动，只得留心稽查管束。”

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“不行”，因此，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。

太后的这一举动，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。

这次失败，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。事实上，在百日维新后期，他也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，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面对铁板一块、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，他再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，也再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场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，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。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。检点自己的一生，他发现，除了学业之外，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。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，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。甚至于，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。

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，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。事实上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崩溃了。他也认定了自己“不行”。在此之前，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，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。而从他被软禁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，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，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。在这十年间，他未始没有机会重返政坛，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；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，毕竟他与太后朝夕相处。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。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，就像一个脱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，也不嫌累赘。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，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、别无选择的。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，他虽然还在呼吸，但已经没有了灵魂。光绪朝的吴永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，他“见臣下尤不能发语”，每次朝见，“先相对数分钟，均不发一言，太后徐徐开口曰：‘皇帝，你可问话。’乃始问：‘外间安静否，年岁丰熟否？’凡历数百次，只此两语，即一日数见亦如之。于语以外，更不加一字。其声极轻细，几如蝇蚊，非久习殆不可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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