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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自己不够资格，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，只好躲在家里，始终不愿露面。
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。旧唐书称：“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。”
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。
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，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，仍旧让他总揽朝政，并且监修国史。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，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：“昔留侯让位，窦融辞荣，自惧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鉴止足，前代美之。公亦欲齐踪往哲，实可嘉尚。然国家久相任使，一朝忽无良相，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，无烦此让。”
旧唐书房玄龄传
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，实则大有深意。所谓“自惧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鉴止足”，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，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，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。换言之，臣子越是谦让，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，越敢把权力交给他。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：“忽无良相，如失两手”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，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。
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，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，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的时候，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，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，让他“得以便宜从事，不复奏请”资治通鉴卷一九七。
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。
那么，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，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
有一天，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，有人突然闯进来，口口声声说要告密。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，那人说：“告你的密”
房玄龄一听，连想都没想，立刻命人准备车马，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。
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，刚开始颇为诧异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，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，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。所以李世民断定，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，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。
李世民转念一想，马上就猜出了答案。
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，然后接见告密者，问他要告谁，那人回答说：“房玄龄。”
李世民冷笑一声：“果然”当即喝令左右，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。
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，责怪他不够自信，还说：“更有如是者，可专决之”资治通鉴卷一九七
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。
为房玄龄，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，但是碰上这档子事，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。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，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，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
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，自主张把这个人杀了，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，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，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
完全有这种可能。
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，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。这么做，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，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，最后还能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，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，他绝不会越俎代庖。
而为李世民，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。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“果然”二字，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；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，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，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。
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，表面上他也必须“责怪”他，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，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。
总之，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。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。
第七章出门有忠臣，回家有贤妻
魏徵：忠臣忠言不逆耳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，就算能找出几个，大半也都有争议。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、争议最少的，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。
但是，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，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。
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，才智过人，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。
换句话说，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，而在于他有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。
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两个字纳谏。
纳谏这种事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。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，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。就算是一个普通人，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、指手画脚，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，他们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。
然而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。
不但愿意听，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，甘之如饴。
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，而是因为他深知这样一些道理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；“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，主欲知过，必借忠臣”；“明主思短而益善，暗主护短而永愚”
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，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。他认为，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“好自矜夸，护短拒谏”，那么结果就是“人臣钳口”，最终必然“恶积祸盈，灭亡斯及”。所以早在贞观元年，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：“前事不远，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，必须极言规谏。”
贞观政要卷二
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，贞观群臣谏诤成风，人人勇于进言。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、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、在历史上享有“第一诤臣”之美誉的人，无疑就是魏徵。
魏徵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。
他说他不想当忠臣。
不想当忠臣，难道还想当奸臣
不，魏徵说，他想当一个“良臣”。
贞观元年，当魏徵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李世民大为诧异：“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”
魏徵说：“所谓良臣，应该像稷、契、皋陶那样，身获美名，君受显号，子孙传世，福禄无疆；而所谓忠臣，只能像龙逄、比干那样，身受诛夷，君陷大恶，家国并丧，空有其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二者区别大了”
李世民恍然大悟，“深纳其言”，当即赐给魏徵五百匹绢。
魏徵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，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，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，而是巧忠。也就是说，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、面折廷争为美，而是要讲究力度、角度、限度，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，以刚柔相济、恰到好处、切实可行为美。
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：“攻人之恶勿太严，要思其堪受；教人之善勿过高，当使其可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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