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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代交往，又有师生之谊，无需红贴，只管通报。”
守门人怕慢待贵客，只好进去通报。这时李膺正和许多文人雅士交谈，听了通报，一时想不起这位孔融和自己家庭是什么关系，只好哈哈：“请进”小孔融兴冲冲走进大厅，一边向主人问候，一边拱手招呼各位来宾，态度不亢不卑。李膺一边让座，一边打量着这位俊才少年，心里好生奇怪：这小孩从未见过面，而他为何自称通家呢于是，李膺问道：“小公子，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啊”孔融微笑着说：“500年前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，孔子姓孔，老子姓李，说明孔、李两家500年就有师生之谊。今你姓李，我姓孔，也是师生关系，我们两家不是累世通家吗”
孔融语出惊人，在座客人无不暗暗称奇。太守李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小公子真神童也。”
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，冷冷地说：“小时候聪明的人，长大后未必有为。”
面对挑战，孔融笑着说：“这样说来，先生小时候一定很聪明。”
这一巧妙对答，弄得陈韪面红耳赤无言回对，暗暗坐在一旁生气。孔融则目不斜视，装着大人模样，一本正经地喝着茶，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虽然孔融小时候名气很大，但是由于他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他的思想止步不前。儒术第一个将就的就是禁止竞争原则。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儒术中所说的“仁”、“恕”。这一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，包括战争、掠夺、诉讼、经商、甚至人口流动等等，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。因此中国人一直以“生不儒术入官门”和“锄强扶弱”等行为为荣。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，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，并由此衍生出“明哲保身”哲学、“枪打出头鸟”哲学、“不开第一枪”哲学、“不到最后不抵抗”、“不患贫而患不均”哲学等。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，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给冠以“暴君”、“枭雄”的恶名，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，还要出师有名，非得挂上“仁义”的牌子才能出手。这玩意搞到登峰造极，就出了个大混蛋宋襄公。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：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，就没有必要去改变。祖宗之法不可变，也没必要变。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，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。那好，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国不存在“生存空间”的问题，科技不科技、教育不教育也就无所谓了，大家最好“日出而，日入而息”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中华民族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，那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搞审美方面的东西了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、雕刻、刺绣、礼仪、建筑、以及其它文学创等等，都搞得很高档。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，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我们常说的“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”、“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”也就是指这些东西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，发展到现在已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，黄金、蚂蚁小虫、甚至泥土、树皮，啥都能搞来吃，还要色香味俱全，吃法有生吞活剥、火烧泥包，无奇不有。反观美国，到现在还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烧熟来吃的水平，跟原始人差不多，要追上我们至少要2000年以上的时间。但可惜的是，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，这些东西都不顶用。要知道，古埃及人、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，真要灭亡了，谁也救不了。搞清楚了这一点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鞭炮烟花娱乐，而欧洲人却用火药来做枪炮；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，而欧洲人却用指南针来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问题。用这个道理拿来套一套中国的“大锅饭”问题、“国企”问题、“中国足球”问题等，那也是一通百通。第二，就是道德挂帅原则。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、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，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。而且，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，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就只能为参考了。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，因为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，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，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。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，也不行。这一原则对中国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，主要有两点：首先，中国人变得虚伪，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，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。因为标准太高，根本无法执行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，背地里就只能实际点了。比如说尽孝，24孝那种搞法办不了，咋办只好用摆大寿或风光大葬的办法，在那些场合表演孝道。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，搞一个高大全，号召全国学习，达不了标的也要达标，办法自己想。其次，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，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。既然是道德挂帅，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，人人都要以德服人，只有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。举例说，在一个企业里面，有两个人的工成绩都差不多，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，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，那么毫无疑问，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，因为他“表现好”。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能力有问题。这就是自虐意识，不管绩效如何，也不管有没有必要，废寝忘食总没错。这种意识到了极至，就发生了宁让自己的老百姓饿死，也要把粮食送给别人吃的事情，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同意这样做，可悲呀仅仅是想表现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。把这一点搞清楚了，对中国为什么不索赔、打赢了也要赶快往回跑等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。比如说邓世昌的问题，他得到“民族英雄”的称号和一个烈女得到“贞节牌坊”的道理是一样的：在这里，考虑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条日本军舰，也不是考虑他是否力挽狂澜扭转战局，更不是考虑到他为国民争夺到多少利益，而是考虑他在打败时有没有“成仁”自杀的也算，平时有没有经常说“我要保家卫国”之类合符标准的话。因此，历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变成了“枭雄”、“奸雄”、“风流人物”。比如说汉武帝，横扫北方匈奴，掠地千里，杀敌无数，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盛，经梅荣，创造了历史上见的“中兴”局面可这样的人只捞到个“风流人物”的说法。不过也好，没说他是“暴君”、“杀人犯”，算是客气。另一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惨了，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儒术毒性的中国领导人。他用了最极端的办法“焚书坑儒”，只保留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书籍，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，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种令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的信仰来代替儒术。也是国情害了他，很不幸地，秦始皇成了后世大儒们的例行攻击对象，“暴君”之名是跑不掉的了。
各位书友：“今天晚上和朋友聚会喝酒，有点醉意，为了不失自己的承诺给写的内柔有点敷衍，希望各位书友理解，在这里本人说声对不起。
第168章是仪出使孔融府
第三，就是血统原则。这个原则容易理解，就是儒术强调的“君权”、“父权”、“宗亲”。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。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、产品如何分配、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。这些关系都由宗族、派阀等血统关系来决定。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，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新政权仍实行儒术三原则，中国人就会确认政权的正统性，谁不这么搞，就会立即遭到群殴。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上两条原则一样：“国情”就算是现在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：“关系网”、“人情网”、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也会反用于生产力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。只要以国情为根基的儒术仍然主宰著中国人的价值体系，中国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，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，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，厌恶竞争。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“下岗”和“入世”的看法，再看看“中国电信”的横蛮，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，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。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“与世无争”、“知足常乐”这种颓废的、自虐式的哲学为人生观，中国就没有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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